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出版后，作者罗广斌、杨益言不止一次地讲：“《红岩》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为革命献身的许多先烈，是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无产阶级战士，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概括、叙述的工作，如果没有烈士们的斗争，这本书是不会出现的。”这是他俩发自内心的声音。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，因为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血与火、生与死的斗争，太残酷、太壮烈、太可歌可泣了。罗广斌、杨益言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了这一切，没有中美合作所的狱中生活，没有革命先烈机智巧妙的对敌斗争和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，就没有《红岩》，但就是这样一部表彰先烈的作品，竟也遭到江青的垂涎和扼杀。
江青把罪恶的魔掌伸向了“江姐”，伸向了罗杨
1965年1月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热情约见罗广斌、杨益言，在长达八九个小时的“谈话”中，她以一副无比关心《红岩》创作的神态，给罗杨出主意、提要求、交任务，要罗杨按照她的想法对《红岩》中江姐的性格和形象进行“修改”。江青给江姐另外设计了一套情节，她说：“你们这本小说……江姐可以改得更好，你们应当把她改好，让她流传下去。”“我国民主革命经验很丰富，但在文学作品中，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写得太少了，地位高的更没有，韩瑛（指电影“洪湖赤卫队”）是个游击队长，工作有局限；阿庆嫂（指京剧“沙家滨”）是个联络员，社会接触面也不够。江姐不同，是政委。”“要突出写女的，地位高的。”“应当把江姐当作民主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”，“她（指江姐）的性格应当是能文能武，以文为基调，文中带有几分英气……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斗争，也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。”接着江青便以帮助罗杨深入理解江姐这样人物的性格为由，把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生活，在北京街头的流浪，在上海监狱里的表演，以“地下经历”、“革命历史”、“女革命家的性格”介绍给罗杨，让他们把她讲的当作“改造”江姐形象的模式，去“改造”江姐的性格和经历。江青十分露骨的企图，立时被有着丰富狱中斗争经验，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罗杨发觉味道不对！江青不是要他们如何把《红岩》改好，把江姐改好，而是别有企图，心中有“鬼”！这“鬼”就是“鬼”在一个“改”字上，她要他们把江姐的性格和经历，“改”为江青的性格和经历，为她树碑立传！江青的企图，罗杨在感情上是无法通过的。小说中江雪琴的原型是江竹筠烈士，罗杨在狱中对江姐无比敬重，与江姐有很深的革命情谊。江姐是被美蒋特务枪杀在中美合作所里的，江姐的音容笑貌，狱中坚强斗争的表现，他们亲眼见过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江姐的历史，是血写成的历史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特别是罗广斌，他入党，是江姐介绍的；他入狱后，是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“此人可靠”；小说《红岩》中的江姐的情节和对话，性格和形象，大部分是罗广斌饱含着革命的深情写出来的。现在让他们把江姐抹去，换上江青，这无理的要求罗杨怎么能接受？！但江青觉得以她当时的地位、权势和声威，罗杨一定会俯首贴耳，听从她的号令，因此她对罗杨一直抱有希望，但经过几次试探，她终于发现无论是死去的罗广斌，还是活着的杨益言，都无意按她的意旨改写江姐的性格和经历。于是一场对罗杨不可避免的陷害开始了。江青露出了凶狠吃人的狰狞面目，她诬陷“华莹山游击队叛徒太多了”，“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！”一下子就把当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，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的川东地下党和全体地下党员都判处了死刑！把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许建业、许晓轩、江竹筠、陈然、余祖胜、刘国?、王朴等著名烈士、小说《红岩》中的生活原型，都打成了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；《红岩》成了“叛徒文学”！这还不行，1968年3月15日她又一次狠下毒手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，有人跟他翻案，我们根本不理他。”（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，解放军入川后他率部起义，后在山东省政府当厅长，1958年逝世）。对江青的歹毒用心，杨益言的心中非常清楚，这是要把他和罗广斌都打人地狱。杨益言说：“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”不是什么秘密，是人所共知的历史，从1965年1月到1968年3月“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”始终没有影响江青与罗杨的接触。1965年春天江青无比热情地与他们初次见面时，她不知道“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”吗？！后来她亲自签名送给罗杨《毛选》，还叫她的秘书打电话给罗杨，说：“这是主席家里仅有的两部《选集》了。”这时她不知道“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兄弟”吗？！关键还是杨益言和罗广斌没有按着她的意旨，动手修改《红岩》，“改造”江姐的性格和经历，为她树碑立传。杨益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江青扼杀《红岩》，迫害罗杨的要害所在。
再版《红岩》就是向社会宣布罗广斌没有问题
从1967年底杨益言离京返渝到1975年底，我与老杨有八年时间没有联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这期间杨益言也受了罪，1968年江青3．15讲话后，他便被抓了起来，先是把他放在原单位看押，不久宣布逮捕，便把他押往川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劳改，一直到1972年，比他当年被囚在渣滓洞集中营的时间还要长。但杨益言却很少谈他这段苦难的历程。1975年12月14日我突然收到老杨的来信，心中又惊又喜。他在信中道：“前几年，曾受到较严重的冲击，不过也好，经过多方面的审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仍维持1956年审干结论——即被捕、出狱的情况是清楚的，狱中表现是好的。现在组织生活已恢复。从个人来说，经过审查，有关问题弄得更清楚了，这就更好了。”在信里他还告诉我：“川东地下党的广大党员；白公馆、渣滓洞牺牲了的同志，经过这次大冲击，也更清楚了，现在的结论和解放初期审查的情况仍基本一样。渣滓洞、白公馆这两处展览馆，均已恢复。经省委批准，许建业、许晓轩、江竹筠、陈然、罗世文、车耀先、叶挺、杨虎城、黄显声、龙光章、宋绮云（小萝卜头的父亲）等烈士的事迹，狱中水的斗争、追悼会、春节大联欢、越狱等事迹，均全部恢复展出，前往参观的中外人士和青少年极多。”“你可能还记得，在写小说《红岩》时，我们曾经明确议论过，这个小说凡是写狱中已牺牲的同志时，大多是有模特儿的（如许云峰取材许建业、许晓轩烈士，江雪琴取材江竹筠烈士，成岗取材陈然烈士，余新江取材余祖胜烈士，刘思扬取材刘国?、王朴烈士……）。现在可以说，小说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模特儿和主要事件都全部解放了。
杨益言的这封信，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。“文革”中中国青年出版社被“四人帮”下令停业，1975年刚刚恢复业务，当时我们正在研究解放一批“文革”中被查禁的图书，其中就有《红岩》。老杨的来信，证明《红岩》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没有问题，这就增强了我们争取解禁《红岩》的信心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们送上去的报告迟迟得不到回音，一直到1977年2月，这时粉碎“四人帮”已经过去四个月了，许多被“四人帮”禁锢的电影、歌剧、话剧、音乐都解放了，但《红岩》的解放却没有一点动静。
在当时，一本书的解放，就意味着作者解放了，平反了，没有问题了。《红岩》能不能解放，当时已不是它的内容和杨益言的问题，而是罗广斌的结论。按照当时中央有关部门下达文件的精神，在作者没有作出结论之前，他们的作品是不能解禁的，更不要说再版了。罗广斌和杨益言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，二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有问题，在当时就甭想《红岩》解放和再版。不久，杨益言来信告诉我：“四川省已经开始清理作品，但只限省内出版的，《红岩》是中央的出版社出版的，还得中青社出面。”看过这封信，我们立时以社的名义给四川省委宣传部、重庆市委宣传部去函，除陈述解放被禁锢的《红岩》理由外，还提出再版《红岩》的要求。为了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，我们又派两位同志赴渝，直接与重庆市委洽谈。由于杨益言和重庆市许多同志的努力，加上中青社函电交加，又派人去催促，这就促使罗广斌的结论加快进行。经过半年的努力，罗广斌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性的意见。1977年7月17日杨益言以无比高兴的心情写信告诉我：“北影的同志来渝坐等《在烈火中永生》电影的意见，你们又在这时来了两次电话，市委也急了，把问题交给审干办公室限时处理，审办的同志熬了几个夜，问题就初步得到解决。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，给中青社的复函，已于十六日发出。这件事让我们深深感到：小说《红岩》的解放再版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的解放，只有在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深入揭批叛徒江青的罪恶阴谋之后，才有可能解决。”收到老杨的信以后，我们立即向文化部出版局报告，不久就收到了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来函，这样我们便理直气壮，大张旗鼓地安排小说《红岩》的再版。《红岩》的解放和再版，实际上是向国内外宣布罗广斌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，“文革”中强加给他的罪名，统统被推倒了，被江青扼杀的《红岩》解放了，罗广斌也解放了。
（摘自《名家》2000年第2期，王维玲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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